明代理学家薛暄在《从政录》中把为官清廉者划分为三个层次“世之廉者有三：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；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；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。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；尚名节而不苟取，狷介之士，其次也；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，则勉强而然，斯又为次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世上清廉的官吏有三种。有深明事理而不胡乱索取的；有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的；有畏惧法律为保官位而不敢索取的。深明大义而不胡乱索取的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行为，是清廉中最上乘的境界；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，是洁身自好耿介之士，是次一等的境界；畏惧法律为保俸禄官位而不敢索取，是勉强被迫而清廉的，这又差一等了。这几句话向我们阐明了一个思想，那就是由于从政者的人生境界不同，在对清廉的追求上也就不同。

首先，“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”是一种重实利的功利境界。

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层次：也就是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按照他的阐述，自然境界是一种遵从习惯的最低境界，比如婴儿的境界：一切都是自然的、天生的。而天地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。一般人很难达到。因此，作为从政者主要处于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中。处在功利境界中的人，其行为都是为了私利。

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从政者，面对金钱、美色等诱惑之所以不敢贪占，主要是因为畏惧国家法律的惩罚，所以，其清廉并不是对私利的自觉抵制，而是勉强为之。一旦缺少了有效的法律约束，就很容易为实际的利益所诱惑，最终成为贪腐者。

相较于对实际利益的重视，“尚名节而不苟取者”是重名节的功利境界。对名声的追求虽然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，但已经处于较高的等级。处于重名节的功利境界中的人。他们并不是谋求具体的物质利益，而是为了得到和保有廉洁的名节。

而清廉的最高境界是“见理明而不妄取者”的道德境界。因为“见理明”不妄取，已经超越了不敢取者对实际利益的追逐和不苟取者对名节的崇尚，从而将清廉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，而不是刻意地去追求。

例如范仲淹之所以至今仍为人民所传诵，不仅仅在于他为官清廉，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崇高的道德境界。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道德境界才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精神。

因此，重实利，尚名节与明义理这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，直接影响从政者的清廉层次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处于“保禄位而不敢取”和“尚名节而不苟取”功利境界的更多一些，而处于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的道德境界层次的是非常少的，因为要达到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的道德境界,需要更加漫长的过程。其中，一个人的家庭出身、文化背景、教育程度、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等，都会影响他人生境界的形成。所以，从薛暄的清廉三层次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：那就是反腐倡廉教育既要有长期的规划，又要有现实的目标。长期的规划是通过持之以恒的教育让受教育者达到“见理明而不妄取者”的道德境界；现实的目标是通过教育，让受教育者具备基本的思想道德素质，知道“什么可为、什么不可为”。同时能深入了解制度的基本精神，形成维护制度的信念。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建立两道防线：一个是思想道德防线；另一个是党纪国法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