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法官手记】“关键先生”带来的感动与感悟

　  当我送走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，暮色微沉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感到无比轻松，因为他的笔录，一个困扰我好一段时间的案件有了突破。除了轻松，我居然有一点感动。他是被告公司已离职的一名员工，原告提供的证据中，有一封他在任期间发送给原告的邮件，内容确认了被告公司收到原告公司的货物数量。由于电子证据的特殊性，也因为双方交易的临时性，原告要证明发件人确实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存在一定难度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我拨通了这位年轻人的电话，向他说明来意后，他考虑了几秒钟，然后告诉我，他同意到庭说明情况。除了欣喜，我也有点意外。

　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。如果是义务，他的到庭岂非理所当然？为什么我会感动，一定是我把人性想得太庸俗。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人，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，来法庭做一件无法获取利益的事，要不要考察一下他的动机？事实上，为了考察其证言的可信度，我真的这么做了。我向被告公司询问过这位证人离职的原因，得到的答案是这位证人与被告公司并无任何不愉快。为什么我要意外，一定是我被拒绝过太多次。“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”“情况我可以跟你讲，但笔录我不会做的”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方便说”……这样或者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，我面对过太多次。甚至有一次，一位年轻人因为口头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受到其亲戚长者的责备和喝止。

　　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，面对再也回不去的现场，面对只有一个的真相，我们从未寄希望于有悖人伦常情的大义灭亲，当然也并不奢望完全置自身利益不顾的仗义执言。但客观来看，面对重重迷雾，坐在审判席上的我们，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判断上的逻辑智慧，更重要的是事实查明时拨云见日、抽丝剥茧的助力。这个助力，某些时候就是关键人物的如实陈述。

　　在上面提及的案件中，由于“关键先生”的陈述，案件最终得以调解结案，但这位“关键先生”带给我的思考并未结束。在证人保护制度并不完善的今天，对大众谈及勇于作证这个话题，是否不合时宜？我认为不是的。制度建设上的保障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；我们仍应对“说出你所知道的”这件充满善意的事有所要求。正义从来都不会缺席，但正义并不时刻得到彰显。将正义曝光，这不仅仅是法官的责任，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知识、职业的操守，更需要大众的良心。纵然现实骨感、心生褶皱，但总要有所要求。不苛责有苦衷的沉默，不代表对冷漠的理解。法治的梦想，光有法律人对正义的守卫是不够的，只有在大众的理性善意的参与下，才会变得真切而可靠。

　　（作者简介：陆凌云，锡山区法院东北塘法庭助理审判员，1984年8月生，研究生学历）